3月18日消息，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于3月18日-19日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变局”，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发表主题演讲。
史耀斌表示，国内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面对全球变局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善于化为危机，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史耀斌强调，当前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高效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另一方面，也要为全球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一是稳底盘，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可靠性；二是畅渠道，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强动力，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四是促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以下为发言全文：
尊敬的楼继伟理事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年会。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作为全球性的智库组织，在推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间对话，打造常态化的对话沟通平台，增进理解互信、互利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正在经历大变局时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的对外开放，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是在大变局时代下，为光明前景凝聚更多确定性的重要力量。
今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将这两个关键词融合在一起，设定了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变局的主题。我个人认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促进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目睹了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也亲眼见证了打开国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我们坚信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外部的循环转变，提升对外的开放水平，从引进来为主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扩大出口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从沿海局部地区开放变为整体开放，从货物贸易为主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变为参与甚至引领投资和贸易规则制定。
2022年，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连续第6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中国的服务贸易额自2014-2021年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二，利用外资规模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2022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同时对外开放也让世界共享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巨大红利。2013年-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我做了一个小的归纳，这个38.6%，从贡献率上超过了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在全球经贸环境动荡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效的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复工复产，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稳定生产和出口，生产总体稳定，出口表现强劲。应该说，我们为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也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运转，特别是发挥了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改善国际的供求关系，促进全球经贸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强有力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居民总体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的结构加快升级，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为世界产业新技术的变革、孵化和进步以及经济新动能的产生、应用和发展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体会。
二、全球变局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大国夺链的博弈加剧，脱钩、断链暗潮汹涌，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大国的博弈驱动了国际分工秩序重构，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国际上看，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很大程度上，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冷战思维重新活跃，挑战了多边主义规则和包容性增长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反向制约了生产力的进步，造成全球变局。从本质上看，全球变局是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结果。
以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例，在现有框架下，世界各的财政货币政策缺乏深层次的沟通协调，特别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全球经济因此遭受多次的剧烈冲击。
当下，高通胀的阴影席卷全球，全球加息潮增加了国际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全球的债务水平维持在高位。我们也看到，目前美国的部分银行和西欧的部分银行已经显现了运转和信用的难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陷入了债务困境，制约了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全球的经济冲击和衰退的有效性。
从国内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孕育着可供世界借鉴的一些积极因素。
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例。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了宏观调控的职能，通过国务院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查监督和金融工作情况监督等诸多协同机制和方式、方法，加强了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指导，促进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使得财政能充分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兼顾了当前和长远的目标。
又使得货币政策保持了稳健和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共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
这些方面有一些例子可以对比，比如说近年来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辅助政策，既有财政贴息的贷款、税收减免、延长税期、税制优化、转移支付等等财政政策，又有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支持工具，“支农”、“支小”的再贷款、碳减排的支持工具，绿色贷款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优化空间，但是两大政策大体保持了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锻长板、补短板。2022年底，中国政府法定债务负债率为50%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
2022年，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2%，处于合理水平，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发展得到有力支持和保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要在正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预判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上，规划确认出对外开放的路径和方式，据以决策近期和中长期的发展安排，并且将具体的措施落到实处。
三、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面对全球变局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善于化为危机，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高效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
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确定性，注入稳定性，为全球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方面，我理解未来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稳底盘，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稳定国内经济的基本盘也是在稳定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循环的“底盘”。要努力扩大内需，在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同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逐步形成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有效投资，选好投资方向，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等的作用，撬动和带动民间投资。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须立足于强大的国内大循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可持续的需求牵引，优质有效的供给，以自主可控的供给满足创新引领的需求，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一是以国家的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通过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财税立法等等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引导和统筹功能，推进预算审查监督的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来强化对政府预算的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不断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证，确保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贯彻落实。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科技、社会、区域等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增强市场的主体信心，增强具体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时效性和执行力，依法加强政府的债务监管，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风险可控。
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坚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存在的堵点，提高发展质量、动力、活力和安全性。
三是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推进现代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金融发展，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的新赛道，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
四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有释放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所蕴含的规模经济巨大空间，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的高效运行。
（二）畅渠道，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畅通内外循环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构建双循环畅通的发展格局，要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和度，要着力打通影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堵点，防止内外循环脱钩。
在这些方面，有这么几点考虑：
一是加强制度性的开放顶层设计与国家发展战略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结合加强法治建设，研究推动国有资产的综合立法，完善财政预算的法律制度体系。我们还要推进税法典的编纂，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证标准体系的立法研究，提高中国规制的科学性、法定性，积极做好中国管理、中国规则、中国标准的发展规划，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
二是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破除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的建设，稳步推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与国际市场对接规则、协调规制，发展好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坚持“渐进式”开放思维和“以点带面”的改革方式。发挥自贸区和自贸港压力测试实验室的作用，探索开发新举措，同时，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提供更多制度性的公共产品。
四是加大财税帮扶力度，提高中国企业打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中高端的能力，提高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促进与沿线国家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有合作，深入挖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市场潜力，在RCEP框架下构建区域市场生产网络和金融体系，适时推动《协定》升级。
（三）强动力，推进重点领域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对开放必须抓住、抓稳新一轮生产革命的脉搏，加强金融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一是加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进一步推动政府、科技公司、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的深度合作，打开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夯实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用足、用好中国庞大的数据资源。
二是坚决遏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垄断格局，推进相关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行业制度体系环境，深化产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产业和市场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且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和创新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三是配套构建中国特色重点领域的治理框架，完善法律体系。比如说做好对国际税收双支柱方案等在内的配套财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行，健全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特别注重对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短期“热钱”的监管，统筹扩大开放与维护安全。
（四）促活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应对全球变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是进一步运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东盟与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协调，加大对全球发展倡议资源的投入，提升对全球重大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加强参与标准、法律、物流、货币等领域国际循环支撑体系建设，特别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改革，倡导多元储备货币方案。
三是进一步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改革和全球税收治理，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各位嘉宾，我们要以持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完善和发展国际秩序规则，构建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持续深化拓展的概念。全球变局的外部环境也在持续变化，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当着重深化拓展哪些领域？如何积极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应对世界变局？如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动能？如何在全球化逆流中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且如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等。
我自己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论坛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需要各方面大家深入思考，一起进行探讨，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一些认识和问题。
我们也愿意和全球，国内国外的专家和机构一起认真研究、探讨、深入思考。
我就发言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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